唐师仲容先生是当代著名的盲人佛学家，师承儒佛兼通的学术大师王恩洋先生。唐师不仅精通佛法精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养也极高，在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也有独到的造诣和心得。唐师晚年受聘为四川省佛学院教授，选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礼聘为巴中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巴中地区残联副主席、巴州区残联名誉主席。唐师生前致力于执教讲学、讲经说法、随缘开示，为佛法的弘扬奉献了毕生精力。
时光急逝，岁月匆匆，唐师辞世已经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常常忆念在唐师讲席下受教的愉快时光。
去年是唐师诞辰100周年，之前与唐师门下部分同学商议，本来计划举办一次纪念活动，同时启动唐师遗著整理工作。但由于突如其来的疫情一直持续反复，从社会疫情防控的大局出发，最终没能实现举办纪念活动的愿望。从弟子们的角度来看，不能不说是一桩非常遗憾的事，但我相信常寂光中的唐师也会体谅和赞成的。
1992年秋，我到四川省佛学院学习，承蒙唐师不弃，忝列门墙，给予我学习上的特别关照和鼓励，奠定了我对于唯识佛法研习的兴趣，引领我沿着佛陀教示的觉悟解脱之路孜孜以求的探索。回忆起来，我当时只是一名初入佛门的青年比丘，不仅佛法的基础知识相当薄弱，而且对佛法精神的认知也十分模糊。正是追随唐师学习期间，在唐师的悉心指导下，才逐渐领会佛法的真谛，树立起对佛法的正确知见，毫不动摇地漫步在佛法“认识人生宇宙，改造人生宇宙”的康庄大道上。
回望唐师住世的八十二个春秋，求学问道，蛰居乡间，大弘佛法，以盲人之身，践行着伟大的大乘佛教行愿精神。唐师的一生始终坚持愿力，无论历经任何磨难，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他都凭着内心坚定的誓愿，成就了卓尔不凡的传奇。唐师的一生注重融会贯通，游心法海数十载，善学强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触类旁通，尤其深悟佛法精义，成就了自在解脱的修为。唐师的一生秉持通经致用，悲智具足，精进不懈，运用不同因缘下的方便善巧，讲经说法化众，成就了群机普被的法缘和涉猎广博的事功。
唐师讳大海，字仲容，1920年农历冬月三十日生，巴中石城乡人，2001年农历腊月十六日辞世，享寿82岁。父讳学孝（1899—1959），字在庠，抗战前后曾在国民党军中任职，后脱离军界，辞职归乡，从事教育工作。在庠公是唐家养子，养父唐文焕翁（字尧阶）与夫人张氏膝下无子，仅育有一女，遂从张氏兄长家过继其季子为养子，承续唐氏根脉。在庠公生父讳九如，育有三子，分别是张学孔、张学明、张学孝（有作张学校者）。巧合的是，在庠公在唐氏、张氏两族的谱名排辈中，都是“学”字辈。张学孔有子张纯元、有孙张德均、有重孙张浩；张学明无后。在庠公传统文化修养极高，书法造诣颇深，早年在军中任文职。期间与川北南充儒佛兼修的王恩洋先生结缘，问学于恩洋先生，对恩洋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极为推崇，这也成就了唐师在少年时代能受教于恩洋先生门下，且一生追随恩洋先生德业的重要缘起。
1936年唐师在龟山书房学习时合影
（前排居中为王恩洋先生，第二排左一为唐师）
在庠公与原配程氏（本邑兴隆场人）育有子女六人，唐师行二，家中长子。长女唐秀芳，适本邑恩阳廖氏，从事酒业；次女唐菊芳，适本邑恩阳龙氏，从事纺织业；次子唐大强，字仲完，任教石城初中语文、历史；幼子唐大雄，字仲宣，任教石城初高中语文、历史；幼女唐大英，字小荣，适南江燕山岳氏，任教小学语文。唐师娶恩阳陈氏女为妻，名英华，生于1923年，因家境贫寒，入唐师家为童养媳，大约于1946年与唐师成婚。师母有贤淑之德、相夫教子，堪称贤妻良母。师母辞世于1996年，享寿74岁。唐师膝下育有子女共七人。长子唐思民，长媳岳玉芝，长子随唐师学医，后在乡间行医。次子唐思鹏，次媳袁伦秀，次子曾随唐师学医，后随唐师研习佛法有成，并成为唐师晚年弘法的得力助手。长女唐思芳，适本邑石城邱氏；二女唐思琼，适本邑明阳沈氏；三女唐思华，适南江燕山岳氏；四女唐思惠，适本邑玉山同乐张氏；幼女唐思春，适达州陈氏。唐师孙辈共十一人，孙男三人：唐玉柱、唐万里、唐通达，孙女一人：唐丽红，外孙男四人：邱亮、沈金亮、岳超、张鹏飞，外孙女三人：邱玉兰、沈爱明、陈皓月。长孙唐玉柱，现居家成都就业，闲暇之余，承家学，游心佛法，有整理唐师遗著之愿。
唐师一生行履，俱载生前所述《七五自述》一文。唐师在该文中，较为详尽的回忆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心路历程，是目前了解和研究唐师最直接的原始资料。唐师以第一人称自述，分别从“子夜礼观音”、“彩光入母腹”、“幼年称神童”、“龟山结法缘”、“失明忏前愆”、“千辛万苦究佛典”、“修禅学医療重病”、“报国办学育英才”、“现实生活融双印”、“长期学佛实践形成的定见”十个方面，叙述了自己一生在艰难曲折中的坚守和成就，特别是在第九、第十两章中，对自己一生在佛法中所领悟的精义做了概括和总结，是唐师佛法见地的高度浓缩精华。笔者在亲炙唐师受教的过程中，以及回望唐师的人生经历，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唐师之所以能以“盲人”之缺陷，仍能有如此了不起的成就，最重要的精神，是在于他内心坚定的菩提行愿，而这种殊胜的菩提行愿，是贯穿唐师学道、行道、弘道的全过程。唐师青少年时代，因父亲在外任职，自己又是长子，与母亲一道承担起撑持家务的重任。赶上有一年天旱，生计艰难，远出至二百里外的营山县贩米养家，途中因积劳成疾，十六岁时双目失明，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不幸。唐师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之所以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中还有了不起的成就，依然是志愿的力量，引领他走出了不堪回首的低谷岁月。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唐师忆及曾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之语，于是立下誓愿：左丘失明人也，我亦人也，彼能著书传于后世，我独不能如彼乎?正是这样强有力的志愿，让唐师在困境中重树起人生的信心。同时又接受邻里善友向婆的建议，住保元寺养病，正是在寺期间的虔诚忏悔，蒙三宝力加持感应有省，又更加下定决心，立下誓愿，开始苦研唯识教义。
从此，坚定誓愿成为唐师人生道路的重要“秘笈”。如他在中年时代所写《净信与弘愿》一文中说：“既具净信，自必发起弘愿。发愿就是发心，等于通常所说的立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立志是很重要的，学佛首先要立志成佛，所以诸经论中处处劝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发大菩提心，就是发弘愿。”（见《现代佛学》1956年第4期）唐师首先指出发愿立志对学佛行者的重要，并且还进一步阐述发愿后如何才能起用，如他在该文中说：“发愿，不只是起一种想成佛的心愿而已，要紧的是在于使愿发得实际和坚定，才能产生作用，成为愿力，有了这坚强的愿力，才能在实际生活中来实践。”一直到他晚年弘法时，也仍然一如既往地强调发愿与立志的重要性，他在《把佛法的精华贯彻到生活实践中去》一文中说：“愿谓志愿，学佛必须有志愿，犹如航海必有指南针，南针既定，方向不迷，自然会达到预期的彼岸，学佛有坚强志愿者亦然。怎样发愿呢？就是当发无上菩提的大愿，也就是树立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成就佛果的雄心；自利利他、彻底改造人生宇宙、达到转依的壮志。这种发愿绝不是平平淡淡、徒具形式，而是要庄严郑重、至诚恳切发誓以求。”（见《法音》1992年第6期）以至于到他暮年，对愿力重要性的提倡仍无退减，他在《佛教与人生宇宙》一文中说：“愿即志愿，先哲常云‘有志者事竟成’，孟子亦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态，勿暴其气。’因为志愿如统率，有了坚强的志愿，自会统帅其心，而使其心力集中，一切行动不致放逸无归。因此，在改造人生宇宙转依成佛方面，必须持重愿力。”（见《佛学研究》2000年刊）唐师的论述，能真切的感受到他内心菩提行愿的相续和坚固。我们不仅从他口述笔录而成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唐师持之以恒的行愿，在他留下的诗作中，也同样有这种情怀的流露。如他在《六六抒怀》一诗中写到：“慧灯永破迷津暗，慈航飞扬彼岸通。地狱未空不作佛，虚空有尽愿无穷。”从该诗句中可以看出，他以无尽的度生行愿，践行着地藏菩萨本愿的心迹。他还在1993年佛成道日所作《腊八述怀》一诗中说：“本师此日证菩提，今值佳期愿亦奇。健步如飞追往圣，豁然明徹复奚疑？”唐师的行愿之大，是要与佛陀齐肩，这种气概，是缘于他长期徜徉在愿海中涵养而成的气魄。
唐师参加四川省佛学院九三级开学典礼合影
1998年底，重庆方面有拟整理出版王恩洋先生著作的想法，苦于经费欠缺，难以推进。时逢唐师生日聚会，唐师门下弟子及同道好友齐聚一堂，席间恩洋先生女公子赐英阿姨谈及此事。唐师当场表示，要出就出全集，不要小打小闹。当提及资金预算，大家都面有窘色，但唐师坚定地说：“我一向以来的行事风格，菩萨行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只要发愿，没有成不了的事。”唐师还现场将大家所赠寿礼捐出，作为启动资金。后来各方面善友纷纷响应，共襄盛举，终于在200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十卷本《王恩洋先生著作集》，实现了恩洋先生遗著的首次汇集，这完全是凭着唐师的愿力感召而实现的。愚见以为，只有精准地理解唐师一生内在的菩提行愿，才能认识他人生经历中看似不可能而又成为可能的特殊成就。他在十六岁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左丘明”为榜样，激励自己发大行愿，“不甘失目志凌云，听学五明通大乘”，这是他自己吐露心志的诗句。也正是有如此的大愿，他才在历经和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后，最终成为通达世出世法的善知识。他在十年动乱中，由于历史原因，受到诸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仍然依靠佛法的精神和力量，践行菩萨逆来顺受的行愿，度过了艰难的困境。他在古稀之年，本来已是安度晚年的人生阶段，却迎来了难得的弘法机遇，他以“忘我利他”的饱满精神状态，每天不知疲倦，讲经说法无厌，这完全是来源于他内心度生行愿的力量。总的看来，唐师的一生，始于发愿，成于行愿，持之大愿，正是他始终以“一以贯之”的坚守，不断强化内在的菩提行愿，才有他非凡的人生成就，成为弟子及后世的典范。唐师一生的成就，深受儒佛兼通的王恩洋先生影响，但又有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唐师不仅通达佛学，兼及傍通孔、孟儒学，老、庄道家学说，中医、文学等方面的造诣也相当深厚。
唐师一生在世间教育界、医药界虽然成绩也受到时人的肯定和赞赏，但他在佛法领域的作为，恐怕是其一生最主要的成就。这大概是缘于在他的人生经历中，佛法的智慧精要对他的支撑最为有力，或者说是他在佛法大海中所领悟到的精髓，是他人生最受用的力量源泉。所以，这对他日后不遗余力地弘扬佛法的壮举，可以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唐师在佛法领域的建树，最重要的就是为当代佛教传承与发展培育僧才，在佛学院的课堂执教讲学。唐师同僧人的接触，最早应该是少年时代在龟山书院求学时期。王恩洋先生创办的龟山书院，有一大亮点就是僧俗弟子皆予以接收。据王赐川先生（1929—2021）回忆，当时在龟山书院念书的学生中，有各地来的众多僧人，如惟圣、广文、岫庐、觉性、寂明、寂凯、惟贤、真元等，甚至还有来自江苏仪征县（镇江北）的僧人原声，系抗日战争京沪沦陷逃难来川到龟山求学的。（见王赐川《王恩洋先生与龟山书院》）唐师1934年到龟山学习时，与当时在书院求学的僧人是有交往的，这也是他近距离与僧人接触生活的开始。
王恩洋先生后来在护法善友的襄助下，1942年在内江圣水寺创办东方文教院，1947年迁入成都罗家碾时，扩充为东方文教研究院。（旧址在现成都十八中）这一时期，唐师在巴中当地办学颇有成绩，同时在《海潮音》《文教丛刊》发表佛学文章，王恩洋先生便聘请唐师到东方文教研究院任教。东方文教研究院仍然有出家僧人在院求学，唐师在该院任教时，心月法师（1919—2002，改革开放后华岩寺住持）就是当时的学生。唐师在1998年还特别追忆起当年的师生之谊，他在《感今忆旧》一诗中写到：“五十年前文教院，心月携手游草堂。登藏经楼览佛典，色舞眉飞喜洋洋。”从诗句回忆中可以知道，心月法师当时照顾陪同唐师去了草堂寺游览，还登上了草堂寺藏经楼。唐师在东方文教研究院教学，应该是唐师培育僧才之始。新中国成立后，唐师回到老家，长期从事医疗工作，也就没有了直接与僧人接触的机会。1986年起，唐师开始在中国佛教协会会刊《法音》杂志上发表佛学文章，引起了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关注。这期间接触最早的僧人，应该是遍能老的弟子胜焘，此师1988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1989年曾先后三次赴巴中唐师老家，向唐师请益佛法。1990年初夏，唐师在胜焘的陪护下，离开家乡来到成都讲学，开启了晚年殊胜的弘法生涯。唐师初到成都时，居文殊院僧伽培训班讲学。是年秋，哲嗣唐思鹏来蓉随侍，受遍能老礼遇，聘请到设于宝光寺内的僧伽学校执教讲学。唐师刚到校时，对新时期培育僧才事业，充满了欣慰和期待。1990年9月，他在《宝光僧伽学校讲学偶题》一诗中写到：“宝光寺誉闻遐迩，弘法来斯续慧灯。罗汉庄严五百像，堵波巍耸十三层。”从诗句的文字行间里，可以体会到唐师为培育僧才的雄心壮志，之所以接受遍能老的邀请来“闻名遐迩”的宝光寺，是为“弘法”而来，是为“续慧灯”而来，是为培养出真正的“活罗汉”而来，只有这样，育僧的功德才能犹如宝光古塔一样巍然耸立。1992年，在宝光僧伽学校的基础上，四川省佛教协会在宝光寺创办四川省佛学院，遍能老受命担任院长，唐师及哲??唐思鹏一直驻院讲学，成为该院的“台柱子”。由宝光僧伽学校到四川省佛学院的设立，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学院虽仍然是在宝光寺内，但平台更大了，招生的范围更广了，这也是唐师对佛教事业发展中急需僧才的期许。他在四川省佛学院成立举行首届学生开学典礼之际，欣然填词一首，用以表达他的喜悦和厚望。他在《水调歌头?四川省佛学院开学典礼献词》中写道：“四川佛学院，今日初建成。济济一堂英俊，都是青年僧。埋头苦究内典，用力勤探外论，黾勉通五明。学修常一体，生活准丛林，修六度，行四摄，学大乘。”他殷切希望来四川省佛学院的青年僧伽，要珍惜时光，勤探“五明”，在博学广闻的基础上，还要坚持“学修一体”、坚持“学院生活丛林化”，学习大乘菩萨道精神，广“修六度”，力行“四摄”。由此可以看出，唐师对新入学的学生寄予了多么高的厚望。
由于唐师是肓人，他教学的特点是，提前备课，口述由助手笔录成讲义，课堂上先由助手将讲义抄在黑板上，再由助手念一段，他根据大义发挥讲一段。此时他虽然已是年逾古稀，但他在课堂上讲课时，声音洪亮，总觉得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他还在讲课时旁征博引，善用譬喻，从始至终，毫无老态，从无倦意。有时候他还会就关键的要点，在课堂上抽查学生，让学生临时站起来汇报如何理解的心得。学生汇报的大致不差时，他总是用一句“善哉！善哉！”以示鼓励，如果有学生汇报的理解不是太贴切，他就会当场纠正，或者是反复讲说，并嘱咐学生努力闻思。记忆深刻的是，因为在院学习的僧人都比较年轻，有个别僧人在课堂上有打盹儿的现象，他在抽查中发现后，也会厉声训诫。他善巧地引述孔子教导弟子宰予的典故加以劝诫，据《论语?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这段文字大概是说，孔子的弟子宰予，大白天睡觉，孔子训导说：“腐烂的木头不可以雕刻，用脏土垒砌的墙面不堪涂抹！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唐师从表面上看是对学生的规劝，实则是内在悲心的流露。正是由于唐师上课认真负责，课堂也活泼风趣，所以他的授课，是同学们最受欢迎的课程，没有“之一”，这是毫不夸张的。到了1993年7月，当时学院从长远发展考虑，决定将入学一年的学生先行以“预科”的名义毕业。1993年秋重新招生，设立为两班，一班定为两年制“中级班”，一班定为两年制“高级班”（也就是本科班，入“高级班”的学员，需先从两年制“预科班”毕业，进入两年制“高级班”，毕业时，也就成了四年制“本科”了）。1993年新生开学时，他对学院建设不断走向正规化，有更多不同层次的僧人能接受分级教育的新兴气象，表达了由衷的赞同和祝福，他在《四川省佛学院首届本科班开学典礼会上有感》一诗中写到：“歌声响徹云霄里，学院新兴气象中。勃勃苾刍沾化雨，蓬蓬桃李浴春风。”从诗句中所用“勃勃苾刍”、“蓬蓬桃李”词汇，可以感受到他内心能为培育僧才事业尽力的欣慰。从1990年到宝光僧伽学校执教，到1999年四川省佛学院停办，唐师在近十年的时光中，从古稀到耄耋，全身心投入到了佛教人才培养事业中。唐师近十年的讲台育僧生涯中，先后为学生在课堂上讲授过《百法明门论》《五蕴论》《八识规矩颂》《唯识二十颂》《唯识三十颂》《杂集论》《摄大乘论》《解深密经》《金刚经》《维摩诘经》等经论。他深知，佛教事业传承大计在僧才，僧才成长大计在教育。他对来自省内外的青年僧人能安心下来学习，并且大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刻苦用功的，这或许还能让他内心多少有些安慰。所以他在《省院育才》一诗中写到：“大法东来灿山河，宗门教下祖师多。而今龙象寻何处，省院育才奏凯歌。”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唐师对学院学生的精神面貌还是比较肯定的。他还在《浣溪沙?示学徒》一词中写到：“力挽狂澜济道穷，法门龙象育僧中，宝光朗朗书声宏。芳茁苾刍沾化雨，欣荣桃李浴春风，喜看法运日昌隆。”从这首词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唐师不仅对学院学生的学习状态感到满意，而且急切的期盼学生早日能成为栋梁之才，肩负起“法运日昌隆”的重任。
正是由于唐师讲学的教学质量优秀，不仅深得四川省佛学院师生们的敬重，时昭觉寺佛学院闻讯，昭觉寺住持清定法师（1903—1999）也特别礼聘唐师到该院授课。唐师愉快的接受了邀请，并以能为佛教界培养僧才为乐，如他在《日常生活》一诗中写到：“课罢宝光昭觉行，刚趋卧室车临门。问君终日乐何事，师吼声声醒有情。”这首诗透露出唐师说法无厌的法喜。那时候成都与新都之间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公路还不平整，乘车中常有颠簸。尽管如此，唐师仍然克服困难，风雨无阻往返两寺为学生授课，他在《乘车赴昭觉讲法》一诗中写到：“轻车颠簸不心惊，乘客原为过量人。通达性空无取舍，弘宣岂惧路难行？”从诗句中可以知道，唐师在奔波中已抛却路况，而是安住沉浸在法乐中。也由此可见，唐师为了培育僧才，完全是以“忘我”的精神在奉献光和热，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唐师晚年不仅投入培育僧才的事业中，他还将护持圣教的愿力落实在佛教活动场所的恢复中。他积极倡导和支持玉佛寺的兴建工程，他鼎力帮助保元寺的重建工作，今天的玉佛寺和保元寺能成为广大信众朝礼的佛教活动场所，都凝聚着唐师的智慧和心血。
巴中玉佛寺的兴建，其缘起与华侨傅凤英女士有关。傅凤英女士通过阅读唐师发表在《法音》上的文章，解开了她在学佛过程中多年的疑惑。1992年，为了感恩唐师的法缘布施，特意将自己供奉一米高的缅甸玉佛一尊，寄赠唐师致谢。玉佛寄达成都后，唐师慷慨决定将玉佛转赠给巴中家乡，提议在巴中择址建寺供奉。在取得巴中方面支持的意向后，唐师商请宝光寺出面，协调昭觉寺常住的货运车辆，由唐思鹏陪同将玉佛运送回巴中故乡，初步安奉在南龛公园内。安置的房屋是临时租用南龛公园闲置的办公用房，玉佛供奉进去后，将原办公用房布置成简易的佛堂。同时还租用了三间弃用的职工宿舍，作为临时佛堂的附属用房。后期，成都的黄兴善居士由于听唐师讲经有大受用，斥资又请了一尊一米八高的缅甸玉佛供养唐师。唐师也将这尊玉佛运送回巴中，转赠给自己的家乡。
1993年，在唐师的提议下，拟用“玉佛寺”为额，筹建一处正式的佛教活动场所。得到巴中有关方面的同意后，巴中当地信众积极推动玉佛寺筹建工作。据我所知，筹建初期，主要是以杨秀全、董吉祥、陈久珍、何茂珍、马友生、傅大庆、王建玉等善友为核心。1993年冬，基本上选定玉佛寺（后改名光福寺）的建设寺基范围，启动了现在的观音殿建设。1994年春节，笔者曾随侍唐师回巴中度假，助力推进玉佛寺建设工程，现在的大雄宝殿位置，当时就是笔者去勘定的。记得那次去巴中，唐师随身就携带了成都的善友们募集的功德款4万余元，交给负责筹建事宜的善友，这笔善款，全是靠唐师讲经说法所结法缘而募集到的。1994年下半年，唐师商请了有建筑经验的照全师，担纲玉佛寺的兴建工作，并担任玉佛寺住持。在玉佛寺的兴建过程中，唐师不仅从中协调各方面关系，还一直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护持。从1992年到1998年，先后自己带头捐献，并募化资金，累计共20余万元。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唐师的法缘、倡议和全力护持，玉佛寺的兴建是不可能实现的。玉佛寺大雄宝殿建成后，唐师自然是高兴的，他还亲自为玉佛寺大雄宝殿编撰了六幅楹联。
另外，巴中石城乡的保元寺，与唐师有特别的因缘。唐师双目失明后，正是在该寺养病，蒙三宝加持，得到启发，发愿要通达“五明”。保元寺位于石城堡山顶，创建于明代，清代几经修葺，十年动乱中被毁。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地善友张兰英居士等倡议重建。目前，该寺已基本恢复为一座小型佛教活动场所，重建过程中，主要是以唐师在外募化的资金而得以建成。重建后的保元寺，有唐师门人悟寂师住持法席。唐师生前也曾为该寺山门编撰一联，还为该寺所处石城堡寨门撰有一联。唐师晚年之所以积极推动筹建玉佛寺，大力支持保元寺重建，大概是缘于佛教徒向来有报恩的思想，用以报答乡土滋养之恩。 唐师晚年不仅在佛学院培育僧才，他还常年利用节假日，为有缘的信众善友讲经说法，引导大家树立正见，正信正行。据我所知，唐师凡是在佛学院课堂上讲授过的经论，他同样在周六日还会向前来请益的善友宣讲。唐师不仅在新都宝光寺为善友们讲经说法，还利用假期应邀在巴中、南充、彭州、成都等地，或是在寺院，或是在善友家中，或长或短，或人少或人多，或随缘开示，或专门的经论，乐为善友们广结法缘。唐师为善友讲解的内容，除了在佛学院讲授的课程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还讲解过《心经》《六祖坛经》《八大人觉经》《阿弥陀经》《无量义经》《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成唯识论》《观所缘缘论》《证道歌》等经论。此外，他还会视情况或对象，随缘开示法义。
唐师在宝光寺执教期间，安寝在戒堂的东边厢房。厢房共里外两间，里间是唐师的卧室，外间以三分之二处隔为两间，靠内的一小间为助手唐思鹏的居室，一大半间为客厅兼饭堂。唐师就是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接待来自四方八面问法请益的善友。遇节假日人多，或者是唐师要为善友们专门讲解经论的时候，会借用戒堂的大空间。印象中听众少的时候十几人、二十几人，听众最多的时候百余人。
唐师每次讲经说法时，最靓丽的风景线，就是唐师面前的一张书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大小不等的卡带式录音机。求法心切的各位善友，又会依录音带为底版，翻录卡带分送其他善友。现在各种渠道所流通的唐师大量讲法语音，就是当时录音带的延伸产品。唐师讲经说法有一显著的特点，就是听众当中，不仅年老的、中年的、青年的齐聚一堂，而且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文化不高的工薪阶层、不识字的文盲都能领受法益。这都缘于唐师说法时，方法上能深入浅出，内容上能通俗易懂。唐师演说法义，首先依据的是圣言量，其次是长期的思维汇通，再就是善于联系实际致用。唐师说法，不仅是佛学知识或纯理论的讲解，他更注重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和受用。唐师在讲经说法中，常常运用征引的方法。例如他在讲授《唯识二十论》时，该论有讨论到“极微”的概念。“极微”是印度哲学中某些流派主张的，他们认为世界宇宙有最基本的物质单位的存在。唯识佛法恰恰是反对宇宙间有最基本物质单位，不承认有“极微”的存在。唐师为了让听众能把握这一要义，便引用《庄子?天下篇》中“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语来帮助听众理解。庄子的意思是说，有一根一尺长的木棍，如果每天截去它的一半，千秋万代也截不完。唐师引用庄子的思想，目的就是让听众不仅能直观认识到“极微”的不存在，而且对佛法的思想更会有信心。
唐师与学生在宝光寺戒堂前留影
也是在讲《唯识二十论》时，该论在提出“唯识无境”思想时，特别用“一境四心”的譬喻来阐述。唐师在讲解时，觉得“脓河”的譬喻是印度语境下的思维，不是太直接，也不容易理解，于是他就引用《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麇鹿见之决骤。”一段内容，来辅助听众思维法义。毛嫱（越王的美姬，古代著名美女）、丽姬（晋献公宠妃，古代著名美女），是人们公认的美女，但池塘中游戏的鱼儿看见她们却深潜水里，鸟看见她们却高飞云天，麋鹿看见她们马上迅速跑远，惟恐避之不及，可见所谓的美，并不是客观真实的，是随不同众生心识在业力的影响下显现的。唐师的讲解，就很容易让听众不仅能加深对“一境四心”的认识，更能对“唯识无境”理论中所主张的“唯有内识”，没有独立真实“外境”存在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认知。成都有一批善友经常到宝光寺向唐师学习佛法，并且这些善友有一共同点，那就是大多数文化不高。他们在唐师处得到启发后，学法的积极性特别高，甚至有的善友并不识字，但对于唯识的基本经论都能背诵，口中还常常语出惊人，能用自己的语言解释唯识理论。还能在实际生活上，不折不扣将唐师的佛学思想用诸实践。唐师一直主张，“研究佛学必须随闻随思，随思随修，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印证理论，见必正确，理必真实。”不少善友能将唐师的这些主张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大约在1993年春夏之间，唐师在周六日为大家讲授《金刚经》，该经结尾有四句偈语，揭示缘起而有的万事万物都不真实，都是“如梦、如幻、如水泡、如影、如露、如电光”一样的存在。唐师在讲解中，反复强调这一般若思想的重要性，并嘱咐大家善加思维，并概括为一句“一切都是梦幻”的结论，便于大家记忆把握。听法的善友中，有一位三河场的大爷，文化程度不高，经济状况也不宽裕，其他善友每次往返新都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他每次都是步行，早晨从三河场走到新都来听法，下午听法结束时从新都走路回家。记得当时讲结束后，唐师让大家报告各自的听法心得，老师兄分享的收获让大家很受鼓舞。他分享说，那几天他每次这样往返奔波，家里的女儿很是心疼他，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女儿问他为什么，他说听法后内心法喜充满，女儿问他什么法喜，他告诉女儿，唐师讲经时说的，一切都是梦幻，所以他走路时，内心就是默默忆念“一切都是幻（犯）法”，正因为有这样的正念，心无旁骛，所以感觉脚下轻快，身体轻盈，走起路来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甚至还更加精神百倍。从老师兄的分享可以知道，他具有“闻而起信、信而起行”的善根，潜在的善根在唐师的启发下，以受持一句“一切都是幻（犯）法”的义理而身心愉悦。老师兄的分享，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唐师的说法善巧，让听众有现前受用的实例。还有一位南充的余善荣居士，当时已经年过花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是南充佛教居士林的负责人。余善荣居士是南充学佛善友中接触唐师较早的人员，她多次迎请唐师到南充讲法，她也经常组织南充的善友来宝光寺向唐师请益，参加唐师的集中讲法课程。余善荣居士亲近唐师不仅时间长，而且次数多，所以她对唐师的佛法主张大都能领会，并且付诸实践。余善荣居士平常身体也不是特别健康，一次心脏病复发，送往医院抢救，进抢救室后，她立即忆念在唐师那里学习到的佛法，这个现前肉体的“我”，是四大、五蕴的假合之躯，是假有而不真实的，既然假合之“我”不真实，那所谓的“病”也自然是假的了。余善荣居士在重病时，正因为内心作如是观想，所以精神上亳无恐惧，心里反倒异常平静，原来的危险病症也逐步趋于平稳。第二天，主治医师到病房复查，大感意外，因其心脏功能已恢复正常，医师问她什么原因?她笑着回答说：“我是假我，病是假病，既无真我真病，又有谁在生病呢？所以我心没有一点挂碍，内心异常平静，也许正是得益于此因吧。”医师听言，非常诧异地问她是什么大学毕业?出言哲理居然如此高深。余善荣居士听完医师的追问，反而轻松愉快的回答到：“我是耍门大学毕业的。”(四川话耍与厦字同音)她的问答惹得医师、病友哈哈大笑，大家被她风趣幽默的智慧所感染。还有一次，唐师受请在南充为善友们随缘开示，唐师特别拈出“拈花微笑”的公案，为大家开示法义。唐师对“拈花公案”的讲解，完全不是传统讲经只依禅宗的故事而解读，而是将唯识理论、般若思想、六祖禅法等思想融汇起来，所以唐师对“拈花微笑”公案的讲说别开生面，讲解的生动有趣，让现场的听众回味无穷。其中一位李继云居士听后，非常赞叹，她曾在其他场合也多次听过“拈花微笑”公案的讲解，但唐师的讲解让她有了特别的领悟和受用，她还激动的现场赋诗一首，表达她喜悦的心情，她的诗这样写到：“唐师当代无垢称，拈花公案触心灵。慧风吹散云万里，一轮明月映波心。”
唐师在讲经说法时，善巧方便的智慧不仅让听众饱餐法味，其实他自己更是沉浸在法乐中。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现场说法的状态有更加直接的感受。他在《信口吟》一诗中也写到：“谁是生平大快事，如来要妙掌中擒。慈航稳度无边众，闻法善根有浅深。安住真空乐法性，从容不迫度缘人。阳和气暖风光好，桃李芬芳遍地春。”从诗句中，可以真切的感受到唐师在讲经说法、随缘开示时的喜悦心情。唐师晚年的弘法事业，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那就是口述笔录成文章发表，通过“文字般若”而达成弘法的目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唐师就先后在《海潮音》《文教丛刊》《正信》等刊物上发表佛学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唐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杂志《现代佛学》上发表过6篇佛学文章，多是自己研习佛法的心得体会。1986年以来，唐师先后在中国佛教协会的会刊《法音》杂志上发表了10余篇佛学论文。不少读者就是通过阅读发表的文章而认识唐师的，也因为发表的文章见解独到，与不少读者结下了法缘。
唐师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稿，这其中包括执教讲学的讲义、讲经说法的讲记、随缘开示的笔录、各种刊物发表的文章等不同类型的文字内容。这些珍贵的文稿，有部分已经陆续公开出版或发表过，有的只是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在流通。1993年，初次结集为《学佛指南》一册内部印行，主要是课堂讲义和八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文章，供善友们学习。1996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与香港志莲净苑合作，在香港出版佛学论丛，唐师所著《解深密经讲义》一书收入该丛书正式出版。1996年，黄孝和老师主持集有《盲人佛学家唐仲容先生杂文选》一册内部印行，主要是自述资料、佛学文章、诗词、楹联等内容。1996年，莆田广化寺印行唐师有关唯识学论述《唯识精要》一册，广泛流通。2010年，纪念唐师诞辰九十周年时，隆藏法师主持辑有《唐仲容先生文集》一册内部印行，加入了早年发表的文章，以及简要开示录。此外，唐师还口述有《新创精神卫生学》等医学遗稿存世。目前，唐师的弟子们，正在协助唐师的长孙玉柱，编集唐师的著述全集。因为唐师的著述文稿，是唐师佛学德业思想的集中体现。唐师对佛学领域的经论研究是比较广泛的，尤其对佛法中之唯识学、般若学、六祖禅学等融汇贯通的善巧运用，是其佛学思想最值得称道的价值。关于这一要义，唐师在《七五自述》之“现实生活融双印”一节中，特别加以总结提示，指出自己的佛学思想特质，就是善于“把修唯识和禅宗修法相融合”，在学佛实践中坚持“把唯识的真理与六祖顿悟禅法融合修持”，这一富有创见的佛学思想，是十分宝贵的经验，具体论述可以参阅唐师的自述。唐师还在《七五自述》中，对自己一生佛学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他在该自述之“长期学佛实践形成的定见”一节中，将自己的佛学思想主张概括为四条，分别是：（1）有为缘起论，是超越一切世学、区别似教的真正佛法；（2）顿悟渐修相融合，是学佛成佛必由之路；（3）唯识是中观理论的完美发展；（4）成两足尊必须在长期度生的现实生活中破执断障。以上四点主张，是唐师一生研究佛法的心得，也是唐师佛学思想的独特之处。掌握以上要点，也就掌握了理解唐师佛学思想奥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唐师佛学思想的四点主张中，第一条和第三条是相互融合的，是关于佛法教理的见解，是属于“解门”；第二条和第四条是相统一的，是关于佛法修持功夫的心得，是属于“行门”。唐师的佛学思想，体现出唐师一贯提倡的佛法贵在实践、在生活中起用的特点，关于这一主张，唐师有《把佛法的精华贯彻到生活实践中去》一文发表在《法音》。
关于“有为缘起论”的要义，唐师在《谈谈唯识学的优异特点》一文中指出：“唯识讲由内因缘生一切法，识所缘境是内识随因缘势力变，而能缘诸识亦是识随因缘势力变。由斯识变即缘生，缘生即识变。唯识之学是《方广》‘一切唯心造’和《般若》‘缘起性空’两大原则有机结合，而形成至极正确圆满的有为缘起论。”关于佛法的“缘起”思想，不仅仅是指“存在论”上的缘起，佛法的“缘起”思想是不能将“存在论”和“认识论”分割开来的。中观思想侧重在“存在论”层面揭示人生宇宙都是处于“缘起”，而终归是“性空”；而唯识思想则比较强调万事万物存在意义上的“缘起”，是离不开“认识论”上的“缘起”，唐师将不离“认识论”的“缘起”，称之为“内因缘缘起”。正是从这一立场，唐师认为唯识思想是中观理论的完美发展。为此，唐师指出：“唯识讲内因缘生一切法，这就意味着不是客观决定主观，而是主观决定客观。唯识讲阿赖耶识随业力由内四大种变现根身为正报，由外四大种变现器界为依报，这就意味着我人不从属于宇宙，而是宇宙从属于我人……唯识依持道理建立业感缘起。据此缘起理论，有情生命之高级或低级，生活享受之优化或恶化，皆由人们善恶之造业来决定，这就是造十善业可以生人天善趣，造十恶业必堕三途恶道。这就说明有漏世间一切有情可以自己掌握其命运，而能在环境中随处做主。如果把这种主动权提高和扩大一些，树自觉觉他、广度一切有情之雄心，立生化人类、净化宇宙，彻底改变无常、苦、空、无我之现实，而达到至极完美的生活领域之壮志，进而广修悲智等运、真俗圆融之菩萨行，则一定可以成就大自在、大解脱、得大转依的佛果。”在唐师看来，唯识“有为缘起论”的殊胜之处，在于能让学佛行者清楚明了的认知到现实人生的困境是如何造成的，并且能够找到摆脱困境的突破口，进而能达成改变现实人生、净化现实人生的愿望，圆满实现生命的觉悟解脱，这些主动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关于学佛修持中坚持“顿悟渐修相融合”的主张，是唐师将“唯识行”与六祖禅法相融合而提出的见解，这一见解也是他在数十年修持实践中有所领悟的。唯识佛法中，从初发心学佛到成佛需历经三大阿僧祇劫，经历五个阶段，称之为唯识五位，这是比较典型的“渐修”次第；六祖禅法是侧重提倡“顿悟”法门的，一闻即悟，直入佛地。而唐师在长期的实践中认为，只有将顿悟和渐修融合起来运用，才是学佛成佛的必由之路。他主张虽然学佛修持中需要顿渐结合，但真正的修持功夫是以“顿”为先导的。通常情况下，佛法认为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圆满成就佛果。但唐师认为：“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是如来以人类的时间而说，其实时间长短没有绝对的标准，忉利天一昼夜，人间五百年，极乐世界一昼夜，人间一劫。蜉蝣朝生而暮死，在它是一生，而人间只是一日；蟪蛄春生而秋亡，在它是一生，而在人却不过半载。学佛若见道者，他对时间可以久暂随心，毫不固定。”在唐师看来，学佛到成佛的时间，不是绝对化的。唐师指出：“学者初依闻思慧深入通达此理（缘起法），而于实际生活上时时行之、念念体认，自会有一定真参实悟，而得受用一定的法乐，准理可谓之为‘顿悟’。既有真参实悟得妙境，自会随本愿力兴同体大悲，行无缘大慈，而自觉觉他，广度一切有情……在度众生中，广修净行，集积无量福德智慧，准理可谓之为‘渐修’。”唐师的这一论述，与《楞严经》所提倡的“理需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的主张是一致的。唐师还指出：“在长劫度生中了知我空法空，幻人度幻生，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非法相，功夫纯熟，自会言语道断，心行处灭，而得根本无分别智及后得无分别智，达到见道等地。”这也正是他提出“成两足尊必须在长期度生的现实生活中破执断障”主张的出发点所在。
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特别重视师道，师道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老师与弟子之间的相契相知。佛教无论是在印度时期，还是传入中国形成中国佛教后，也都有重视师道庄严的传统。禅宗教学方法中，将老师与弟子之间的默契，比喻为“啐啄同时”，甚至更看重弟子的根性和悟性，所以有“见过于师，方堪授受”的说法。唐师在讲学弘法中，也十分注重老师与弟子间的契和，为此还特意提出了作为老师应该具有的素养。他指出：“讲学育材方面，布教必须依据四化：一、佛学理论具体化，反对玄虚空洞、封建迷信、低级庸俗的论调；二、佛学理论生活化，学修并重，知行合一，而且修证是理论起点和终点；三、佛学理论现实化，在精研经论中或大善知识前言下开悟，徹底通达我法二空，智境相应，现证现观；四、佛学理论社会化，讲因果规律的伟大科学，必须家喻户晓，人人掌握，以提高人类道德水平，丰美精神、物质诸方面的生活。”（见香港出版《解深密经讲义》的作者简介，这也是唐师自己首次总结）以上唐师提出的“四化”，不仅仅是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笔者在唐师讲席受教时，能充分地感受到，唐师讲经说法正是秉持上述四条标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唐师提出的这四条标准，实际上就是提倡为“师者”必须具备“正见、正信、正行”的素养。“佛学理论具体化”是说要具足“正见、正信”，所以他提出了反对玄虚空洞不着边际的相似佛法、反对封建迷信的愚昧无知、反对低级庸俗的信仰行为，能够摆脱这些不符合佛法的行为，必须有“正见”才能产生“正信”。“佛学理论生活化”“佛学理论现实化”“佛学理论社会化”主要是强调的“正行”，唐师认为，佛陀的教法是对现实的人生和社会赋有指导意义的。因此，佛法必须对现实生活起到净化作用，提高生活的综合质量，这就必须坚持佛法“生活化”，在生活中坚持解行相应，学修并重，知行合一，让佛法的精神对生活中的身口意三业产生实际的转化，如果佛法脱离对生活的提升，那佛法就失去了活力。佛法的关注点必须拉回现实人生，必须坚持佛法“现实化”，而不能一味地只注重来生，佛法所说的解脱，不是要等到将来，也不是要到他方，而就是在此生、此地，在现实人生中彻底通达我法二空，智境相应，现证现观，只有这样，佛法才不至于被人误解为消极厌世的寄托思想，而应该大力提倡佛法积极面对人生的“有为”精神。佛法的精神更不是只注重个人解脱，而是将个人修持与社会净化统一起来的，必须坚持佛法“社会化”，落脚点在于净化社会，如何实现社会净化，那就要学习大乘菩萨道的精神，不能做“自了汉”，将自己奉献给众生、社会、国家，更要积极的将佛法真理广为传播，让社会上有善根的人在佛法慈悲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智慧增长，福德成就，人格升华，人人果能如此，社会净化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同时唐师对求学的弟子，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他指出：“学人求法应具三真：一、博学多闻，成就真才实学；二、是非分明，具有真知灼见；三、黾勉修持，具足真参实悟。”（同上）以上唐师所提出的“三真”，与其说是唐师提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应坚持的求学原则，无如说是唐师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和殷殷嘱咐。唐师所提出的“三真”，实际上是与“闻思修”三慧相对应的，“真才实学”对应的是“闻慧”，“真知灼见”对应的是“思慧”，“真参实悟”对应的是“修慧”。由此可以看出，唐师是期待学生们遵循“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的学修路径，才不至于在学佛的道路上误入歧途，甚至浪费光阴，才能真正成长为荷担如来家业的法门龙象。唐师的德业思想，其哲嗣思鹏兄在《唐仲容先生生平事业及其在佛学思想上的特质与贡献》一文中，在唐师自述的基础上，沿着唐师自己理论总结的思路，作了更详尽的分析、阐释和概括，有兴趣的善友可以参阅。我是1992年9月到宝光寺（四川省佛学院）学习时，开始在唐师教席下受教的。刚到佛学院时，就深深地被唐师讲授的课程吸引，一方面是唐师的讲课方法灵活，另一方面也缘于唐师讲授的内容总是贴近生活。印象中那时候专门讲授佛学课程的教师不多，唐师每周要为我们上六节（一次两节）课，第一学期是从讲授《百法》开始的。那时候不像现在网络信息发达，连像样的图书馆都没有，有一间临时的图书室还不能轻易借阅，要想找到一本参阅书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由于对唐师讲授课程的兴趣，就自己用功背诵课堂上抄录的唐师授课讲义。第一学期的期中测试时，当时年轻人比较关心自己的成绩，随几位同学去唐师的宿舍查询测试的分数，闲聊时无意中背诵了几段唐师的讲义内容，一下子引起了唐师的注意。唐师当时就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我又当着唐师将已经讲授过的讲义从头到尾背诵了一遍。唐师听后，非常欢喜，并嘱咐我可以随时去向他请益。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独自一人来到唐师的宿舍。唐师听说是我，非常高兴的说，来的正好，自己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今天有一位特别的人会来请法，等了一天也没人来，没想到是你来了呢。于是唐师开始为我单独安排了学习计划，并告诉我，在他下午如果没有课、没有访客的时候，可以单独去向他学习。所以，我有单独向唐师请益的机遇，与这“一梦因缘”，是有很大关联的。在佛学方面，每次去的时候，先是背诵原文，再简要复述一遍课堂上听过的内容，有不准确的地方，他会当面为我再详细讲解。所以在追随唐师受教期间，大多数课程等于学习了三遍，一次是在课堂讲授上，第二次是周六日为善友们讲授，第三次便是单独面授时。特别是单独面授时，不仅会督促我去思维所听闻过的法义，还要学会用自己的语言加以疏理、概括和表达，对我的学习和成长，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都是唐师的爱护之恩。唐师还特意提示我，年轻人不仅佛学功课要扎实，还要本着“菩萨当于五明中求”的大乘佛教精神，抓好世间学问的扩充学习。唐师让我买来《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儒道两家的典籍，在他的指导下背诵和研读，这是我人生当中正式比较系统接触孔孟、老庄思想的起点，完全是唐师的慈悲和恩德。另外，唐师还鼓励我学习中医知识。唐师擅长中医，完全是靠自学，真的是无师自通。唐师在乡村从事医疗工作数十年，他的两个儿子也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学医有成。我在宝光寺学习时，有时候感了风寒，请唐师处方去抓药，效果是非常好的。唐师也为我讲授过一些中医的原理和理论知识，还指导我研习《难经》《伤寒论》等原典，甚至还要求我背诵过《汤头歌》。可惜我自己在中医学习方面用力不够，最主要的还是没有任何基础，至今也没有什么长进，实在是有负唐师的教导之恩。唐师还是非常善解人意的师长。随唐师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虽然有单独向唐师汇报学习心得的机会，但毕竟范围较小。估计唐师也察觉到我当时比较容易胆怯，后来周六日为善友们讲法时，他会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安排我在大众跟前为他念读原文，他再根据原文发挥讲解。刚开始的时候，我还真是放不开，音调、语速极不协调，但就是在唐师的促成下，我当着大众说话的胆子也就慢慢的适应了，这对于我后来为大众讲经说法，是很好的积累，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感念唐师的善意之恩。
1993年寒假，我随侍唐师回巴中老家度假，1994年的农历春节，我就是陪唐师在老家度过的。此次返乡，唐师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推进玉佛寺的筹建工作。记得返乡的那天，是成都的陈明芳居士借用了一辆中巴车，唐师、师母、思鹏夫妇及两子，笔者、崇祥师、崇智师、陈明芳、李欣、曾金蓉等随行，早上一大早从宝光寺出发，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左右才到巴中。当天晚上师母、思鹏的夫人带着小孩就回了老家，唐师及一行人都住在巴中。第二天上午思鹏领着一行人在南龛公园游览，主要是参观了南龛摩崖石刻，让大家颇为震撼，原来巴中的佛教文化历史底蕴是很深厚的。之后其他随行人员就返回成都了，笔者、崇智师就留住在南龛公园供奉玉佛的临时佛堂，七十余岁高龄的杨秀全居士也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直陪着我俩住在南龛坡，何茂珍居士一直为我们的生活细节忙前忙后，善友们为了玉佛寺的兴建，热情和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唐师、思鹏为了玉佛寺的筹建，也在巴中逗留了几天，住在马友生居士家里，会见各方人员，目的都是为尽早促成玉佛寺的筹建，印象中笔者还陪同会见过时任巴中的范副市长。临近春节前两天，崇智师从巴中去了梁平探望同学，唐师在思鹏、笔者的陪同下，才回到石城的老家，这时我也有机会见到了大雄叔、思民兄、思春姐等唐师的亲属。记得腊月三十的那天，唐师在家里举行家宴团年，唐师考虑到我吃素，特别嘱咐师母也得为我多准备几道丰盛的素菜，我告诉师母不用刻意，但是没有拗过唐师，他还特意叫来当时在负责筹建保元寺的张兰英居士，带来香菇、平菇、木耳、豆皮等食材，为我专门烹制了好几道可口的素菜。那一餐团年饭，让我终身难忘，一方面是随侍唐师回家过年的学生恐怕不多，另一方面是唐师生活细节上的关怀，至今回想起来，内心仍有受宠若惊的温暖。
在宝光寺学习期间，唐师对我学习的关照和督促，可谓是“婆心片片”，他也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还极力向遍老推荐，毕业后能为四川省佛学院效力。但到了1994年4月底，我的剃度恩师极力举荐我报考中国佛学院，当时我的内心虽然也极不愿意，但师命难违。由于我是四川省佛学院的在校学生，省宗教局不签署同意意见，在师兄宗显师的联络下，我从四川省佛学院退学，以昭觉寺常住僧人的身份报考。我从宝光寺退学时，根本不敢去向唐师报告，更不敢去向唐师辞行。但回到昭觉寺后，总是寝食难安，总觉得愧对唐师的恩德，于是只好给唐师写了一封诚恳的信，告诉唐师事情的原委。给唐师写信的初衷，不希求得到唐师的谅解，只是求自己的内心稍安。信寄出不久，很快就收到了唐师的回信，唐师在信中说：“……昭觉寺决定你到北京佛学院读书，是一善举，祝你顺利前往，发奋学习，将来成为法门龙象！今后如果有机会接触本人，我仍然一如既往对你进行认真的开导和培育，希你放心。我是会体谅你的心情，对你会特别护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培育你的慧命，使之茁壮成长的。”唐师的回信，令我十分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半点儿责备我的意思，还嘱咐我努力学修，还依然接纳我这名学生。唐师的宽容和慈悲，这也成为了我之后持续学习的动力。1994年秋，我考入中国佛学院学习，正因为有在宝光寺随唐师学习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在中国佛学院学习时才不觉得吃力。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七年间，一直保持与唐师的通讯，有时候通过书信向唐师请益，有时候唐师也会在信中告诉我，他假期讲法的时间安排，招我假期去追随学习。1994年10月，我去信唐师澄清一些不实的传闻，也提出了请他讲授《观所缘缘论》的愿望。那段时间在学习中，对唯识佛法中“所缘缘”的问题比较关注，在与同学们的讨论中，又常会产生新的疑惑，于是答应参与讨论的同学，方便的时候请唐师专门讲授。没想到的是，唐师愉快的满我们的愿，并回信说：“……希你在中国佛学院认真刻苦钻研般若、唯识科学性的佛法。你说寒假回成都来向我学习《观所缘缘论》，这是好学的表现，欢迎你来。”到了这一学期的寒假，我约了几名同在中国佛学院学习的同学，一块儿赶到宝光寺。当时四川省佛学院也刚放假，唐师为了等着我们来学习，还特意推迟了回老家的时间。唐师就在他平常接待访客的客厅内，专门为我们讲授了《观所缘缘论》，解开了诸多我们在学习中不得要领的疑团。当时一起听讲的善友大约有二十来位，有几位善友还是唐师特别叫来的，现在流通的唐师讲《观所缘缘论》录音，就是那次留下的，这也是唐师一生中，唯一讲授《观所缘缘论》的语音资料。
唐师与学生、家人在南龛公园合影虽然我远在北京学习，但唐师也时常惦念我的学业，有机会就会招我回到他身边受教。1995年6月，唐师来信告诉我，他要在暑假讲授《六祖坛经》，唐师在信中说：“……省佛学院七月三日放假，我准备七月六、七日开始讲《坛经》，准备两周左右讲毕。这次讲《坛经》与历史上任何人所讲大有不同，因六祖既深通金刚般若，又通达唯识缘起，故所谈行持与唯识观点密切相联，故非对唯识般若有高度悟境者不能解其蕴奥。希按信后，按规定时间同诸善友前来听闻为要。”接到唐师的书信召唤，内心的激动是难以形容的。当时在唐师身边时，他常常会节选部分内容讲解，或者是引用重点的语句阐扬妙义。此次唐师要完整的讲解，并且提前通知，可见他是做了精心的准备，要全面的向学生们宣扬六祖禅法思想，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难得的系统学习机会呀。当然，这还得感恩唐师的慈悲护念，才能有这样的殊胜法缘。这次《坛经》讲授前，唐师将备课的心得特别述录为《试论<坛经>的伟大优点与学习》一文，发表在《人海灯》。记得1996年，我在唯识领域的研习越发用力，但教理上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比如唯识学中四分说的关系、造色与四大种的关系、种子本有与新熏之说、唯识与般若的关系，都时常困绕在内心。有一段时间，我四处写信向有关专家们请教，其中包括惟贤上人和唐师，两位师长也都慈悲的给我回信释惑。尤其是唐师，在回信中针对我提出的不同问题，都一一作了解答，给了我在探索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特别是唐师对唯识四分关系的阐述，令我顿受启发，唐师指出：“唯识四分说，首先是安慧提出二分，这是从识的本身形成讲，任何一种认识都必须有被认识的对象（相分）和能认识的能力（见分），两者结合才成为认识，此二分任何缺一方面都不成为识。同时这也意味着唯识是把物质与精神两者结合为一，无先无后，而不承认有第一性，这是安慧主张二分说的殊胜意义，前人曾未发觉。护法主张四分说，是从认识的作用由粗到精、有浅及深的严密的过程说。见分缘相，是初步较浅的认识，是否完全正确，还须进一层的复查（中度），这就是自证缘见。但是还不能算最极的准确，故进一步还须把自证缘见的结论在进行一度复查（深度），这就是所谓证自证分缘自证。可是恐怕犹未彻底正确，必须再做最后的审查（究竟），这就是所谓自证缘证自证。八识之中前五识及第八识只有性境、现量，没有比量，在事实上不会有这样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第七识只有非量缘带质境，没有比量，也不会有反复曲折的认识过程。唯有第六意识具三境三量，在对某些学理问题或重要事实问题才会有如此所说反复而曲折的四分认识过程。古人讲唯识四分比较笼统含混，今本‘依义不依语’的原则，做实事求是的论述。”唐师的这一番阐述，其见解是发人之所未发，是完全他自身的深入思考所提出的，我读后茅塞顿开。
唐师在宝光寺园林留影到了1998年，当时的四川省佛学院在遍能老圆寂后，已有出现危机的苗头，那时候我也十分担心唐师的处境，于是在京通过传老、吴立民先生、姚长寿副院长的允诺，拟邀请唐师来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佛学院讲学。其实深一层的用意，也是希望通过北京之行，为下一步做一些铺垫工作。那时候电话联络已经方便一些，透过思鹏兄在电话中作了初步沟通，当时唐师也回信表示同意，从时间上也作了大致的安排。原计划四月下旬来京，准备在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开讲座五至七天，再到中国佛学院讲一至两堂课，然后视情况拜会赵朴老。虽然作了详尽的安排联络，但唐师后来还是因故没能实现北京之行，回想起来，这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1999年秋，四川省佛学院停办，唐师在众位善友的帮助下，移居成都牧电路、中央花园小区居住。我先后去这两处探望过唐师，他还是那样的慈悲，只要有机会，哪怕是几名善友相聚，他都会愉快地随缘开示法要。2001年秋，我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应邀到了文殊院常住。去重庆参加传戒法会前，我约崇祥师一块儿，去中央花园小区探望唐师，向唐师汇报了我已经到文殊院常住的情况，他听了非常高兴，还鼓励我要勇挑弘法重担。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了与唐师的永别。这次见面后，我就去参加梁平双桂堂的首次传戒法会，传戒法会结束回成都不久，就在文殊院发起举办了讲经弘法月，讲经结束又去乐至报国寺净宗弘法人才培训班授课，再回成时，已经快临近佛成道日。那几年有一个自己的学修安排，每逢农历春节前，闭方便关两星期，也算不上用什么功，只是觉得应该在行持上有相对完整的时间可以体验。但就在那一年春节前闭关期间，唐师却突然辞世，离开了亲友和学生们。这一消息，我是出关后才知道的，唐师的后事已经按他的遗嘱从俭办理。唐师在我学习佛法道路上的教导之恩，是没齿难忘的，自己却没能在他的最后时刻，亲自去送别最后一程，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永远遗憾的痛心事。
唐师在宝光寺寮房唐师在执教讲学、讲经说法、随缘开示的闲暇之余，常常会去宝光寺的舍利塔礼佛，礼佛后再绕塔经行，经行中思维法义。弟子们赶上的，也会自然欢喜地跟在唐师身后，静静地加入到礼佛绕塔经行的行列中。笔者在宝光寺追随唐师受教时，经常会赶上这样的殊胜机缘，内心也常常暗自窃喜。宝光舍利塔的塔额嵌刻有“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的联语。宝光寺舍利塔中供奉有佛陀舍利，宝光寺的堂号别称“紫霞堂”，这幅联语既是写实，也有借喻。唐师绕塔经行大都是在早上朝霞升起的晨间，或者是在日暮晚霞徐落的傍晚。笔者陪同唐师绕塔经行时，有时候会巧遇朝霞、晚霞斜洒在塔身，当余晖从塔身返照在唐师身上，俨然是一幅霞光灿烂的图画。每遇及此，笔者常常会想，这不正是唐师晚年弘法的写照么？唐师古稀之年出山弘法，桑榆虽晚，以法布施，缤纷法雨，依然是霞光满天。（文中有关唐师家世、照片，皆由唐师嫡孙唐玉柱提供，谨此致谢！）
